2007年第22期《人民论坛》刊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由于作者身份特殊，很容易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遗憾的是，和曾经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样，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俞可平，前面说得天花乱坠：

“民主政治离不开法治，离不开人民选举，离不开公民参与，离不开权力监督，离不开政治透明，离不开社会自治，等等。没有这些普遍要素的民主，必然是空洞的假民主。”

一进入正题又恢复了他在自己的内心很可能都会大摇其头的中国特色：

“民主的根本意义，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具体体现为一系列确保公民民主权利的制度和机制。只要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权力制衡制度和选举制度，都应当认为是民主制度。这里的关键是，人民真的有没有‘当家作主’，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当家作主’；政府的行为是不是体现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才是评价民主政治及其发展程度的根本标准。中国的民主政治在许多方面都区别于西方。”

区别西方不是问题，问题是中共建国以来，一系列区别于西方的政治举措，是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右，以及把国民经济拖到崩溃边缘的文革，不能说是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吧。改革开放以来，腐败为何愈演愈烈，连中共自己都把腐败问题提升到要亡党亡国的高度？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进行严打整治，腐败得到有效遏制了吗？这难道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确保公民民主权利的制度和机制”，中共宪法里也有，但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得到贯彻没有？怎样才能切实地贯彻？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提出“必须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等法律，“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20年过去了，《新闻法》、《出版法》千呼万唤不出来，难道也“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

“有这样一种法律，哪里还存在新闻出版自由，它就取消这种自由，哪里应当实行新闻出版自由，它就通过书报检查使这种自由变成多余的东西——这样的法律不能认为是有利于新闻出版的。”（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连新闻自由和直选地方官员的权利都没有，奢谈权力监督和政治透明的海市蜃楼，俞可平你自己说说看，人民是不是真的在当家作主。

中国唯一的国情和特色就是教育水平低下，只注重数理化是缺胳膊少腿的现代教育，导致民众的政治素质和民主技能低得可怕。而中国大陆的维权也只是完全被动的个体或个别群体出于无奈，为争取生存权的最后选择。

俞可平高唱“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请问：没有高素质的国民，怎么建设，谁来建设？那么多现代化强国的经验教训就摆在那里，俞可平不会不知道：只有对人权、自由、民主有了深刻认识和理解，成为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流淌在血管里的坚定信念，树立宪政的绝对权威，建设现代化强国才能水到渠成，否则永远都是空中楼阁。

要代表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必须全面启动教育革命：大学实行学术自由、民主办学，小学和中学开设人权、民主教育和民主手段训练的课程。离开这些最基础的公民教育，人民选举、公民参与只是画饼充饥，培养世界一流人才也就是过过嘴瘾。

退一万步，即便想搞点自己的特色出来，区别于西方，做为中共理论专家，俞可平也有必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共历史的研究，了解国际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重温中共在取得政权的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免得一谈实质性问题就南辕北辙，让我等门外汉都看不下去。

中共《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俞可平高谈阔论“民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国的民主有自己的特色”，为何避而不谈言论、出版、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64年过去了，与前辈相比，俞可平对人民民主的认识和理解，非但没有进步，反而还在退步,不觉得惭愧吗?

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组织社会大众推选千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家，结果民众选出的千年来最伟大思想家首推马克思，次为爱因斯坦、牛顿和达尔文。1848年2月，29岁的马克思在伦敦用德文发表了人类历史上为弱者伸张正义的不朽篇章：《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展作出了惊人的、预言式的描述，形容它就像可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力量一样势不可挡”（艾伦•伍德《回到马克思》）；为了抵抗以利益最大化为宗旨的资本主义，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即使暴力革命也要坚决捍卫人权与自由，追求公平和正义。直到今天，雄辩滔滔、气贯长虹的《共产党宣言》仍然是美国中学生的必读书目，和东西方学界中人不可绕过的经典。

俞可平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本行，就更不能忘了自己的老祖宗。24岁的马克思已经成长为一个愤怒的天才，对扼杀自由的专制爆发出天才的愤怒：

“即使公民起来反对国家机构，反对政府，道德的国家还是认为他们具有国家的思想。可是，在某个机关自诩为国家理性和国家道德的举世无双的独占者的社会中，在同人民根本对立因而认为自己那一套反国家的思想就是普遍而标准的思想的政府中，当政集团的龌龊的良心却臆造了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报复的法律，来惩罚思想，其实它不过是政府官员的思想。追究思想的法律是以无思想和不道德而追求实利的国家观为基础的。这些法律就是龌龊的良心的不自觉叫喊。”（《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1922年，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共同组成了苏联。伴随着热火朝天的共产主义实践的是一系列冷酷血腥的镇压和大清洗，在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之后，苏联于1991年寿终正寝。但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和更大的范围，以及更高的人类视野来看，正因为有了前苏联伟大的政治实践，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大规模竞争当中，迫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断修正、优化自己的策略，以保证在竞争中胜出。现在世界大范围的和平局面和大量福利国家的出现，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人权、自由、民主这些普世价值表示认同，都与这种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竞争密切相关。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堪称《共产党宣言》的灵魂。前苏联的兴起和灭亡的过程更无可辩驳地证明：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和大学民主办学，不把统治者关进笼子，不通过司法、议会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必将导致绝对的权力和绝对的腐败。

与一切普世价值一样，作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谁也无权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桃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俞可平漂亮的话等到明天再说，拿出切实的行动推进政治改革和教育革命，才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诚实态度。

“在京打工的肖志军，在怀孕的‘妻子’生命垂危之际，仍拒绝签字同意剖腹产，最终母子双亡”，曹林先生就此发表《警惕“一尸两命”之争中的人治倾向》，摆出程序正义的“破士”：

“‘不签字不手术是霸王条款’也好，‘医院应有强制治疗权’也罢，这些观点简直无知、可笑之极”。

曹文逻辑之混乱，论据之荒唐，结论之草率，在认为医院至少程序正义，对此事件没有责任的观点中颇具代表性。曹林所谓“我的身体我做主，没我或我家属的签字谁也不能在我身体上动刀。医疗行为具有侵害性，其重要前提就是患者本身必须同意，不是中国特有，任何国家、任何医院都有这个规定”，令人啼笑皆非。医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科学，大多数人连口服药丸都要遵从医嘱，何况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手术！你能做主固然好，你没有相当专业知识来做这个主又该怎么办？ 

“遇到紧急救治的情况，如病人出现大出血、休克，甚至神志不清时，病人的手术决定权就掌握在医生手里，而不是家属或其他人。医生会马上会诊，3个以上的主治医生商讨确定患者是否需要手术，医生作出判断后，只需把病人的病情和急救措施告知家属即可。如果在紧急情况下，因家属不同意手术，最终导致患者失去生命，医院将负连带责任。即使病人的家属不起诉医院，美国的联邦政府也会对医院提起公诉，追究医院责任。”（11月25日新京报《美国医生：遇紧急情况手术决定权在医生》）

只要闭上眼睛想一想，就会知道如果完全由患者或家属，而不是专家来做决定是否手术有多么可怕和不合理。我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另外还明确规定，“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不属于医疗事故。”

肖志军在医生一再解释不进行完全免费的手术，妻子即有生命之危的情况下，仍然拒绝签字，医生于情于理于法都应立刻实施救命的手术。否则，什么才算“其他特殊情况”，定立这条法规的意义何在？！

由此可见，曹林所谓“医疗行为具有侵害性，其重要前提就是患者本身必须同意，不是中国特有，任何国家、任何医院都有这个规定”，完全是在用重拳打空气。在特殊情况下，“医院应有强制治疗权”，既不无知，也不可笑，而是依据希波克拉斯誓言“我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伟大的人道主义事业。我凭着良心和人格行使我的职责。我首先考虑的是我的病人的健康”，世界各国医务工作者在良知、道义和制度上对患者的庄严承诺。

曹林说：“如果没有‘签字才能手术’的约束，那医生是不是可以随便找个理由对你动手术，甚至强行将你拖到医院割掉你健康的胆囊或腰子呢？”

也真亏曹先生想得出来，犯罪行为和正常的医疗行为之间有何可比性？“签字才能手术”只是一般情况下需要取得患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想用这个约束极端情形的犯罪，等于用汽油去灭火。一个有心要实施犯罪的嫌疑人，连坐牢、杀头都不怕，会在乎你一纸条文？未免太过幼稚了吧。

可怜的肖志军当时已经濒临崩溃，完全不在状态，有人要奖励他一万元也拒绝签字，事后又反悔、痛苦得无以复加，即为最好的证明。“一尸两命”真正的悲剧根源在于：医院和主管部门对规章制度狭隘的理解，一心想着家属签署“手术同意书”来避免纠纷，对支持他们果断手术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视而不见；职业生命最重要的义不容辞的希波克拉斯誓言，也惨遭背叛或是遗忘----

不签字，照样解除“合同”；
       不签字，照样强拆；
       不签字，照样强行结扎、打胎；
       我唾弃你老母的坟墓：
       不签字，就照样见死不救？！ 

我曾在一篇文章（见附文）里谈到鲁迅的特立独行，被政治利用实非鲁迅所愿。如同尼采也给纳粹带来灵感一样，任何学说都可能因曲解为政治所用。李银河仅仅介绍了一些人权和性方面的常识，在大陆就被戴上了鼓吹同性恋、淫乱和乱伦的大帽子，迫于单位领导的压力，不得不公开声明对有关话题保持沉默。

“不妨问问‘新不容旧’的新文化播下了什么样的文化基因。90个年头过去，今天在纪念它的历史成绩的同时，亦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检讨它给20世纪社会、文化、政治带来的负面影响。”（见邵建《新文化到底播下了什么样的文化基因》）

中国最强大的文化基因莫过于儒家的“君为臣纲”，强权代表真理，属于反人类反自由反对美好的一切的文化基因----我们现在取得长足的进步了吗？

横向没法比，纵向比较，只能说比文革和1980年代初好那么一点点。虽然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以国人的整体素质而言，与五四时期相比，变化并非想像的那么大。社会福利比嫦娥离月亮还远，生活水平只能说刚吃了几天饱饭；政治觉悟，不是外宾的都应该知道，大学培养的都是些为人民币服务的政治白痴，精神层面，对人权、自由、民主的认识远远没有达到自觉追求的地步。有些更是书读得越多越反动，当了“海龟”更甚，争先恐后地加入到歌功颂德的忽悠合唱团，誓把出国这些年少分的一杯羹给捞回来。

检讨新文化的负作用固然政治正确，但把后来的政治斗争归罪于新文化运动，好比反人类思想：这个地球没有人类，环境和物种绝对比现在美好和丰富。试问：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的政治运动少了吗？文字狱和暗无天日的横征暴敛、独裁专制无不是变本加厉，草民连自由、民主、科学、共和、宪政这些名词听都没听说过，更别说什么实践了。大规模的反抗只是迫于“要饿死”的境地，来来回回地更换奴隶主，穷折腾。为了迎合和谐、稳定，一些庸俗文人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连“穷折腾”都要全盘否定，干脆集体自杀算了，本就不该来到这个地球。

新文化运动群雄的国学根底都很厚实，进得去、出得来。现在一些连国学的门在哪里都不知道的文人也好意思就国学这个层面嘲笑、否定先贤，真是怪哉。与新文化运动给国人带来的民主与科学，给几千年来在独裁暴政下呻吟的国人带来的现代文明相比，其负作用有限到不值一提。拯救了亿万生灵的青霉素尚且有负作用，何况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

愚民教育下，中国人蠢得把向皇帝效忠当做人生最高的理想和境界，不知世上还有没有羞耻二字！难怪钱玄同激烈得要废除汉字，提议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该枪毙。鸵鸟性格的国人，耳朵一向不大好使，而现实又是那么黑暗，那么令人绝望，说点过头话，至少他会想一想：为什么如此仇恨这个东西？振聋发聩，起到反思传统文化的作用，很了不起。

鲁迅先生对反现代文明的恶势力的愤怒一以贯之，“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不过是激愤之言，针对的也只是思想，而非肉体的消灭，邵建先生居然认为“这鲁迅还要把主张文言的人拉出去枪毙两次”，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鲁迅所谓“一个都不饶恕”，要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来分析，掐头去尾，世上的文豪都该回炉。如果和“俯首甘为孺子牛”以及先生对帮闲文人的鄙视结合起来看，“一个都不饶恕”又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把自己的理解水平和毛泽东看齐很有意思吗？

自由和自由的敌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交锋，从来就是针锋相对。连自由的皮都没有，在那里奢谈宽容的毛，也不觉得可笑？胡适一辈子都在反抗专制，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他说“鲁迅是我们的人”才是宽容的本来面目：条条大路通罗马，激进与否，只是态度和方法的区别，目的是一样的。

知识分子始终站在自由的一边，只知道追求真理。主要看他表达的是什么，怎么表达尚在其次。如果拐弯抹角、小骂大帮忙地捧专制的臭脚，以愚民为主，你再博学再理性再温和再宽容，也不过是个知道分子和忽悠先生。

记得，有人拿焦先生和某著名的帮闲时评家做比较。我说：请恕我不恭，焦先生冲凉冲掉的一根毛都比那个时评家的腰还粗。焦先生的一些文章，声色俱厉，哲理和粗话齐飞、诗歌与刀剑并举；如果看不到他内心的愤怒和无助，就无法体会他激愤的文字背后隐藏的深深的绝望与悲凉，以及那片未被烟火熏染的赤子情怀。

附：《是真名士自风流》节选：

1930年2月13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鲁迅为第一发起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秘报国民党中央，经核准以"堕落文人"为名通缉鲁迅，且上了暗杀名单。抗战前夕，鲁迅肺结核转剧，蒋介石要国民党宣传部出钱帮鲁迅去日本养病：“我是浙江人，知道浙江人的脾气 是吃软不吃硬。送他去日本养病，他就不会骂人了。”又让北大校长蒋梦麟去看望鲁迅，但鲁迅仍不愿赴日看病。

按照毛泽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思路，鲁迅当然是重点统战对象。但鲁迅对冯雪峰笑言：“你们胜利了，我第一个逃跑。”时任中共宣传部长的李立三要求鲁迅用实名批评蒋介石，也遭到鲁迅明确、坦荡的拒绝。

鲁迅先生绝不会料到，坚持独立立场的他，著作在威权时代的台湾居然成为禁书，而毛泽东却把他捧上了天。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时下对和谐社会狭隘、片面的理解，令先前不少奉鲁迅为精神导师、嗅觉异常灵敏的庸俗文人，纷纷反戈一击，从思想、艺术乃至私生活全面妖魔化鲁迅。

先生何辜？傲骨嶙峋的民族精魂，生前为小人所苦，生后又遭鼠辈差派，但这一切却无损先生的名士风范。

小时候去医院，有孕妇难产，医生问做丈夫的保大人还是保小孩。那人支吾半天，轻声说了句保小孩，安静的房间里顿时响起一片叱骂之声，一个老护士气得指着鼻子问他还是不是人。大一点，感到医院的这个程序有问题，当然是保大人，一个尚未出生的胎儿怎能与母亲等量齐观？这难道还用问？请教医生，说是这个没有统一规定，有的地方也就是走走过场，因为绝大多数都是保大人。

我觉得这个过场太恐怖，太不人道。这个问题的设计隐含妇女是一架生育机器，对医患双方都是一种巨大的人格侮辱。

在安乐死都充满巨大争议的当下，一般来说，哪怕你不幸成为植物人生不如死，也无权决定中止自己的生命，谁若依顺你的个人意志实施安乐死，将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那么，谁有权决定你的生死？

11月21日下午，孕妇李丽云被其丈夫肖志军送到北京朝阳医院京西分院。因肖身无分文，医院决定其妻免费入院治疗，但肖拒绝签字同意医院立即进行剖腹产手术。在长达3个小时的僵持过程中，尽管众多医生苦苦劝告，该医院院长、警察也赶到现场，一名住院的病人甚至当场表示如果肖签字，立即奖励他一万元钱，但肖置之不理。当晚7时20分，肖妻终因重症肺炎导致心肺衰竭而死。（11月23日《京华时报》）

瞧，紧急情况下，你的至爱亲朋只要不签署“手术同意书”，医生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在痛苦中死去。做为个案，京西分院似乎无可指摘，劝说家属、免除费用、组织捐款、请示上级，把不该做的都做了，但仍然难以消除孕妻“一尸两命”带给公众的震撼。北京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家属当时在场，而且坚决阻止治疗的情况下，医院的处理已经尽到了必要的责任。

谁应承担责任？一味指责拒绝签字的的肖志军，就很容易忽略问题的实质。

医院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出现法律纠纷怎么办，为了让病人家属签字，连解除他经济上的后顾之忧都考虑到了，却唯独没想到死了人怎么办! 啊，他们其实也想到了:请示过上级（回答是“不能非法救人”），在行政上没有责任，在程序和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温情的补救措施与苦口婆心的劝说在残酷的后果面前，是多么苍白。

当爱成为往事，我们只能回味；当救人成为非法，我们只有愤怒：良法让鬼做人事，恶法让人做鬼事！

有千万条理由，以救死扶伤为最高天职的医院也不能眼巴巴地看着一条鲜活的生命白白地流逝，而这一切竟然发生在几十个医生、护士的眼皮底下，发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在医患关系紧张的今天，为规避投诉可能带来的巨额赔偿，医院视签署“手术同意书”为最后底线，其情可悯。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医院的一切规章制度最终都是为病人服务，在那种千钧一发的紧急情况下，不手术就有生命危险，怎能死死地抱着规章不放？习惯于冷血的制度,人会变得麻木,有太多的理由和借口去平息最可贵的本能的救死扶伤的冲动.

媒体和网络在反思医疗制度的同时，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肖志军。可是，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丈夫，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根本就没在经济上和心理上做过任何准备。在医生再三解释手术免费和不手术的可怕后果，有人只要他签字马上就奖励相当于他一年多工资的情况下，他仍然拒绝签字，即为最好的证明：这个可怜的人早已被巨大的责任和相关手术费用弄得神智不清了。

义正词严指责不幸的肖志军是容易的，但却很不公正。肖志军所受的教育和窘迫的经济状况，以及他的综合素质及人生经历决定了他的处变能力，他的失常是其本人完全无法控制的。谁愿意在那种情况下失去理智?一个可怜的痛苦得完全失态，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人，你让他签什么字呀？北京大学法学院孙东东教授说这个男人应该判过失杀人罪，真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肖志军犯了糊涂，不是几十个明白人（医生、护士、官员、警察）跟着糊涂的理由，更不是见死不救的借口！  

当时那种情形，医院果断进行十万火急以人为本的手术，即便日后产生纠纷，相信法院也会酌情秉公处置，因为病人家属当时明显“不在状态”，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志。于情于理于法，医院都可立于不败之地。退一万步来说，从经济角度考量，这种官司无形中也将成为医院最大最好的公关广告。

如果没有大义凛然的道义担当，纠缠于死板的规章制度，悲剧的发生只是早晚。冷血制度造就冷血的人，冷血的人总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自己开脱责任。

惨剧留给社会的思考和需要变革的内容太多了，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以人为本、救死扶伤始终是医院义不容辞的最高准则。改变不合理的制度，由触目惊心的个案推动的不乏其例。我们真切期待，这一令人心碎的个案能为制度变革开启通路。

附1：《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另外还明确规定，“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不属于医疗事故。”

附2：美国医生：遇紧急情况手术决定权在医生（2007年11月25日新京报）

　　49岁的宋超自称美国洛杉矶蒙特利尔医院的麻醉科主治医师，在美国做了近20年的医生。据宋超介绍，在美国，手术前不需要签字，只尽告知义务即可。术前，医生都会要简洁明确地对病情进行解释，并要求患者重复这些解释；此外，还要对某些复述不详细的病人进行提问，以确保病人真正的理解。

　　宋超说，遇到紧急救治的情况，如病人出现大出血、休克，甚至神志不清时，病人的手术决定权就掌握在医生手里，而不是家属或其他人。医生会马上会诊，3个以上的主治医生商讨确定患者是否需要手术，医生作出判断后，只需把病人的病情和急救措施告知家属即可。如果在紧急情况下，因家属不同意手术，最终导致患者失去生命，医院将负连带责任。即使病人的家属不起诉医院，美国的联邦政府也会对医院提起公诉，追究医院责任。

　　此外，如遇到三无病人，需要马上动手术，但患者本身意识又不清醒，自己无法判断是否同意手术时，医院会打电话到法院征求意见。当地法院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处理此事，他们会根据实际情况，从病人利益出发，签同意委托书。医院拿到委托书的复印件，即可为患者实施手术。

几千年来，在封建专制和儒家以权力为本位的强劲洗脑下，强权即真理、霸道就是光荣，已深入国人的灵魂，从未树立过正确的荣辱观。不到20万的满清部队，在汉族文武精英的倾力协助下，转战烧杀几十年，终于平定中国。大多数国人无耻到数典忘祖，不知羞耻为何物的地步。

梁文道先生举了一个例子：香港浸会大学办了一个“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工作坊”，华裔记者方凤美凭借《华尔街日报》上一系列谈北京奥运的报道获得本年度的“国际报道奖”，涉及不少负面问题，例如环境的污染与赶建场馆却收不到工资的民工。内地学生提出疑问：身具华人血统，你会不会尴尬？更直接点就干脆问她如此在外揭露中国的阴暗面，怕不怕破坏中国形象。

水门事件、美军虐囚丑闻是谁揭发的？美国记者为此光耀千秋！内地的这些学生属于欠缺起码常识（爱国就是让祖国免受政府的伤害）和正确荣辱观的典型。他们坚信家丑不外扬、歌功颂德才是爱国行为。愚昧、丑陋到了这种不堪的境地，算是洗脑洗出的丰硕成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由于历史原因和愚民教育，中国人严重缺乏自信，过度自卑导致心理变态，无视眼皮底下发生的苦难和不公不义，喜欢陶醉在虚幻的胜利里。我真的不知道，刘翔跑九秒又怎么样？NBA全是华人又如何？全民体育呢？花纳税人那么多银子堆砌出来的金牌，我丝毫不感到骄傲和自豪。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政绩、面子，体育就可以特殊？纳税人的钱难道不该为全民体育投入？看看免费使用的体育设备、场地还剩下什么？再看看我们的未来：贫困地区学校开展体育活动的条件，除了上坡下坎就是“空手道”。那些为金牌欢呼的人们，知道在这种畸形体制下，“30万退役运动员八成正面临着失业伤病困扰”，有些退役运动员靠捡破烂维生，甚至走上犯罪道路了吗？

有网友以为：海宁是当今世界女子网坛第一高手，得过无数冠军，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为比利时夺得唯一一枚金牌，比利时人一定把海宁当成偶像，作为国家的骄傲来看待。后来他发现比利时人不拿海宁当回事，因为他们有更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东西：自己国家的民主和自己的幸福生活。

要说中国如此落后，唯一的国情和特色应该是从小学就开始普及人权教育，开展民主手段的训练，为将来的普选和直选打下良好的基础。

日前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公布了奥斯卡15部入围纪录片大名单中，中国导演陈为军的《请为我投票》榜上有名。关中人先生《从一个小学班长的选举看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对这部纪录片做了介绍，需要补充的是，民主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学问，从程序设计到纠错机制，选民的素质非常关键。如关先生所言，最终赢得选战胜利是因为贿选。如果选民认识到贿选的坏处，不利于自由和公正的长远目标，那么贿选不但不可能取胜，反而会因破坏选举的公正性导致落选。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先贤推行的宪政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就是公民教育没跟上。孙中山所谓的训政，初为权宜之计，发展到后来，成为国民党愚民教育、放慢政治改革的遮羞布，最终败退台湾。

台湾2000年顺利完成不流血、非暴力的权力交换，蒋经国等人固然功不可没，但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台湾民众的高素质，为了争取自由民主前赴后继，经过艰苦的博弈和巨大的牺牲，才有现在的民主格局。可以想像，如果台湾人和大陆人的政治素质一样可怜、低下，蒋经国再伟大也无回天之力，既得利益集团第一个会站出来把他打倒。但民众素质高就不一样了，你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改了你有功劳，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不改，引发革命和剧烈的社会动荡，付出惨重的代价，就是千古罪人。

网络时代，彭宇案和一些寡鲜廉耻的个案经过不断放大，造成了国人道德大幅度滑坡的错觉。其实，市场经济对几千年来流淌在国人血脉里的传统道德观念的冲击是很有限的，善良、诚信仍然是国人乃至人类公认的美好品格。 

民众素质低，是政治素质、觉悟低，可以通过边改边推行制度化的教育来提高素质，而不是以此为借口拒绝、延迟改革。学者钱钢去了台湾才发现：自1950年开始，依照“县、市地方自治法规”，台湾就定期举行基层直选。斜披绶带的候选人四处拜票的场面，台湾人见惯不惊。早在1964年，长期稳控局面的国民党就曾在选举中丢失过台北、台南、基隆等三个岛内最大城市的市长席位。（见《我所看到的台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便台湾、欧美的民主制度和民众素质还有改进和提升的巨大空间，遑论大陆！距民国元年（1912）公布实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共1954年宪法，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饿肚子就想到学习西方，吃了几天饱饭又忘了自己姓什么，又开始重复晚清的话题，围绕中学、西学打嘴皮官司，纠缠于是否“为富人说话”和什么道德重建、文艺复兴这样无聊的话题----

以中国目前的现状，我只有一荣一耻：以争取、捍卫自由为荣，以侵犯、践踏自由为耻。管你维权、启蒙，左派还是右派，支持渐进还是革命，中体西用或中私西公，纸老虎还是真老虎，都起码要认同人权、自由、民主、宪政这些普世价值，在这个基础上交流意见，并为实现这些价值切实地进行努力。少跟我谈国情和特色，我只知道中国人首先是独立、大写的人，自由不分国界，天赋人权没有例外。

如果大学实行学术自由、民主办学，小学开设人权、民主教育和民主手段训练的课程，颁布《新闻法》，切实保证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哪怕你把儒家捧到天上去也没什么了不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情况下，谁骂儒家我跟谁急。在公民教育方面，中国耽误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再也耽误不起了。否则，中国还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王芳去纽约旅游，在华尔街偶遇一群争先恐后爬上公牛雕塑拍照的中国内地游客，在场美国人纷纷摇头。王芳拍下此“奇观”后张贴到了自己的博客上。(11月19日《重庆晚报》)结果，这些照片引起舆论哗然，甚至有国外媒体也关注起这件事来。

因为前段时间关于境外旅游的国人素质的讨论，王芳出于职业敏感留下的记录,出发点是提醒大家注意公德和国家形象，仅就这一个案而言，做为一个从事传媒的专业人士，显然她还可以做得更好更为严谨。

华尔街集中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投资银行、政府和市办的证券交易商、信托公司、联邦储备银行、各公用事业和保险公司的总部以及美国洛克菲勒、摩根等大财团开设的银行、保险、铁路、航运、采矿、制造业等大公司的总管理处，是美国和世界的金融、证券交易的中心。

华尔街的公牛雕塑很容易让人想到一条西方谚语：瓷器店里的公牛（常常闯祸的粗人）。瞬息万变的股票交易行情活脱脱就是一匹难以驯服的公牛，谁不想成为驾驭它的弄潮儿？看到西方游客骑在公牛上开怀大笑的照片，我想，他们和中国游客的心情亦无区别：华尔街的牛就是让你骑的。

笔者在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上找到的两段视频(http://www.youtube.com/watch?v=r_9eHqhsRuM

和http://www.youtube.com/watch?v=BCOi-7YqbKU)至少表明：王芳所谓“由于这群（中国）游客兴致很高，一个个的照个不停，很多老外没办法只好绕到后面，和牛屁股合个影”，与事实不尽相符。西方游客显然更为开放，男女老幼都喜欢和牛屁股合影，是因为可以留下抚摸、拍打公牛睾丸的诙谐的照片。我不喜欢那些在公牛身上跳跃和在公牛身下小便的老外，但是，我真的不认为这些人代表了英国或美国或随便哪个西方国家，为他们的祖国抹了黑。我也不认为中国游客没有他们那么放肆，就是为国争光。

中国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带来人口素质的相应提高，或者说，我们的素质滞后于经济的增长，是不争的事实。提高国民整体素质，除了普及公民教育，别无良策。

什么时候,不卑不亢成了一种传说?说到底，个人或群体的行为只能代表他和他们，不要动不动就扯上国家和民族。在这方面，我们是不是太敏感，太缺乏文化的自信？

要说耻辱，看起来最敏感的国人恰恰是最不知道羞耻的：21世纪，没有办报、出版的自由，连直选地方官员的权利都没有，却以为骑牛就是败坏国人形象，真是比牛还蠢啊。

余杰文字平平，不合我的口味，很少看他的文章。唯一有点印象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据徐林正先生指出：“拙著《文坛剽客》（台海出版社2002年6月版）一书76页到105页，题目《余杰：是新青年，还是文坛剽客》，30页，约1.7万字：余杰《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与张育仁的《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有大量相同或相似的地方；余杰《我看水浒》与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两文有关武松部分内容的论述，也有不少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见“关于《余杰关于种种“抄袭”指责的声明》的声明”）。

独立笔会居然让这样一个踏越职业生命底线的剽窃嫌疑人入会并担任重要职务，堕落啊。前段时间，就连中国作协让一个剽窃者入会都掀起了轩然大波，独立笔会不引以为戒，不以为耻，继续对余杰的纵容和包庇，实在是昏聩得可以。

“拒郭”事件之后，对余杰已经无话可说。但是，即便一个无耻小人，对待他也应该公正、公平，不能因为他的卑劣影响自己的判断和自由、独立的立场。也就是说，对事不对人，一是一、二是二。

拜读卫德守先生的大作《余杰现象浅析》，基本同意文章的主要观点，但卫先生认为余杰《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一文，是在侮辱大陆维权人士却值得推敲。仔细看了原文，余杰所谓“苍蝇”、“蚊子”不过是为了加强反讽效果，并非故意侮辱谁。站在客观的角度上来说，余杰这篇文章锋芒所向还是很明显的。

余杰因一向表现拙劣令卫德守先生一时看花了眼的可能性很大，人们在惯性思维下，很容易发生误读。文章作者要是焦国标或朱学渊，卫先生看到“苍蝇”、“蚊子”，与自己的心理预期产生冲突，也许就会前后再多看几遍----他首先会想：他们怎么可能侮辱大陆维权者？

虽然这个误读令人遗憾，但纵观《余杰现象浅析》，可谓瑕不掩瑜。而侯文豹先生《李银河女士，有几个人能感觉 “做个中国人真骄傲”》，发生的误读则属于另外一种情况，令人啼笑皆非。

李银河《做个中国人真骄傲》一文，引起侯文豹先生误读并猛烈批评的是这两句话：“做个中国人已经有了骄傲的资本了。从小到大还没有过这种感觉。这感觉很爽啊。”

其实，仔细看看上文，就不难体会到李银河强烈的反讽意味：“人们的生活水平能到了让日本人羡慕的程度。原来还真没注意到。”

原来只注意到中日两国在环保、社会福利、民主程度、科技研发等方面的巨大差距，我们的生活水平怎么可能到了“让日本人羡慕的程度”？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会对这种无视基本常识的说法嗤之以鼻。个把日本人对中国发出的赞叹类似吃腻了山珍海味，对泡菜感到惊艳一样，“泡菜”本身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李银河去过日本，其干净、整洁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相关博客文章里多有纪录。

李银河辛辣地讽刺了为“日本人羡慕”而沾沾自喜的国人----试问，你有让人家羡慕的本钱吗？难怪“原来还真没注意到”。不着痕迹，入木三分。

侯文豹先生之所以发生误读，恐怕是太过匆忙，没有来得及认真消化，也可能因为看李银河的作品不多，忽视了作者惯用的一些讽刺手法。李银河属于大陆不多的尽量利用一切资源，宣扬人权的公共知识分子。其最新博客文章《一篇最严肃的文章》，对查建英《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多舛人生》赞不绝口，有些话也颇可商榷：

“如果他（邓小平）不是一个直觉的天才，他也不会在三起三落之后，最终把中国引上正道。”

但作者的重点是在最后一段：

“查建国和邓小平的区别就是前者是理想主义者，后者是现实主义者。大家都是为了把中国的事情搞好。大可不必如临大敌。如果大家都冷静下来，矛盾不难解决。”

多么委婉，多么凌厉！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进步，何必如临大敌？！执政者应该更冷静更自信才是。

在大陆，学者公开赞赏《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多舛人生》实属不易。哪怕只是一篇博客文章，要是前面没有“铺垫”，新浪博客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删除，这是多么可悲的现实。李银河的可贵，就在于她想方设法都要通过公共平台传递自己的心声，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在物欲横流的大陆鹤立鸡群，与秦晖、贺卫方、方舟子等人同属濒临灭绝的珍稀物种：知识分子。

《色•戒》在内地公映反响之热烈，导演本人大概始料未及。媒体和网络从对影片、原著作者和相关历史背景的分析、解读，延伸到电影分级制度的讨论。如同小说《色•戒》1978年在台湾发表时受到的抨击一样，继北京毛派大本营"乌有之乡"书社组织批判会，将《色•戒》定义为"政治电影"或"汉奸电影"之后，一群大陆名校大学生上书文化部，要求"严打《色•戒》汉奸文艺"：

“《色戒》把‘黄奸毒’文化推倒了极端，五毒俱全，实在是打破了每一个还有血性的中国人能够忍受的精神和心理底线。这哪里是艺术？”;“尽快有效地遏止'滥俗文化'和'黄奸毒文化'这两种本质上反共反华反人类文化的泛滥趋势，从文化工作的多个层面采取积极措施保护儿童和青少年”云云。

瞧瞧，都傻到什么田地了---有网友评论：党和政府这下可以放心了。

天之骄子？不为自由民主鼓与呼，动不动就要严打、压缩本就有限的自由空间，连起码的文艺欣赏都还需要补课，啊啊，洗脑取得了划时代的伟大成就：天之傻子！

社会毕竟在进步，已经不可能对一部文艺作品展开一场众口一辞的大批判。无论褒贬，离开影片本身进行过度阐释，不过是徒增笑料而已。这些小丑也不想想，如果《色•戒》是汉奸电影，能在内地获得公映吗？爱国心切值得鼓励，但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理解能力如此低下，严打的药方如此恐怖，如此小看中共电影审查官员的政治水平和敏感度，着实让人匪夷所思。

一定要从政治上为《色•戒》定性，只能说这是一个从更深的角度鞭挞汉奸的作品，不是简单地脸谱化，而是立足于挣扎在私欲和公义之间的人性。放到更大的范围，和约翰•福特《告密者》等同类型的经典影片相比，《色•戒》在艺术上的突破有限。以李安的功力而言，显然他还可以做得更好。

临刑之前，王力宏主演的学生向王佳芝投以仇恨的目光----个人以为，轻蔑的一瞥会更加有力-----志士们齐刷刷跪了一排，夹杂其中的王佳芝是多么可恨可怜可悲。她幼稚的爱情或者说对敌人的怜悯，顷刻间就给同志们带来了灭顶之灾，自身也在劫难逃--易先生的冷血呼之欲出。

电影原版与小说一样，易先生夺路而逃是在有了更明显的暗示之后：王佳芝接过钻戒后说的是"快走"；李安亲自操刀的内地版中，王佳芝出口的却是"走，走吧"，显然不够紧张，不合人物、情境的发展逻辑。而且，这个改动严重削弱了悲剧的力量。

李安的《断背山》有个情节：心情郁闷的恩尼斯干脆利落地击倒了两个挑衅者，后来与一个陌生人发生冲突时，观众满以为他又会大获全胜，不料却被人家打得人仰马翻。

的确，和爱情一样，生活怎么可能会让你随心所欲？这些看似不起眼、但富有质感和真实感的细节是成就一部杰作的基础。

李安为还原《色•戒》的历史氛围下了不少功夫，但一些细节的处理仍然令人遗憾。王佳芝唱歌取悦易先生是非常明显的败笔，毕竟她只是一个未经特殊训练的学生；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刻画得也过于粗糙，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多么严厉。其实，只要看看当时环境有多么严酷，缺乏经验的学生本来就够紧张，一个老谋深算的领导人如果表现得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是不是更加可信，也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呢？

教授被巡警打死引起各大媒体的热烈讨论，从法律和人性的层面抽丝剥茧地予以分析，深刻、有力，令人动容。联想到前几天“武汉反扒志愿者打死小偷被免于起诉”的新闻遭遇的冷清，对比异常鲜明。死于非命的是一个大教授，人们震惊之余，迫切需要探寻真相，媒体自然要刨根问底，以满足广大读者的知情权。

在网易新闻跟帖里，有个网友认为“别说是个小偷，就是江洋大盗，你也没有权利打死他----没有判他那是法律的悲哀”，顷刻间就被愤怒的口水淹没。认为小偷可恶，打死活该，支持法院判决和反扒志愿者的网友占了绝大多数，觉得对小偷处罚过轻的也不乏其人。

媒体是跟着公众走的，但也有引领和提升民意的功用。表面上，小偷与教授都罪不致死，但人们下意识已经判定了地位卑下的小偷罪错在先，虽说不是死有余辜，但人们普遍认为法律上没有认定的失手打死即便是事实也情有可原；而能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的教授就不一样了，他完全是无辜的，只要他没有危害警察或公众的人身安全，任何人都无权将他打死。

一个“”被打死，社会感觉受到了严重威胁----这是很自然的，也正是在这里，人们的意识出现了重大转折，忽略了小偷与教授之死内在的逻辑关系：

网友对小偷表达的义愤，欠缺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角度，忘了犯罪嫌疑人也是人，他们首先应该被当作是人来对待。以人为本是一个社会关于人最低生存条件的概念。最低生存条件指的是起码要满足哪些需要才能算做是“人”。一个社会把这个标准订得越低，把人也就看得越低。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能得到尊重，其他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更好更有效的保障。

《正派社会》的作者马格利特认为：是否感觉受到羞辱，是一种社会共识，即使在受羞辱者本人并不觉得遭到羞辱的时候，社会其他成员仍然可以有理由觉得受到羞辱。一个社会对羞辱的共识越强，它就越正派。贫困和极端的物质匮乏可以使某些贫困者感觉麻木，不在乎以自尊换取生存条件，但是社会其他成员仍有理由捍卫这些贫困者的自尊。

已经出现一些因打死小偷而受到法律制裁的案例，但要形成真正的以人为本，无论是谁，都首先是独立、大写的人，都有不受侵犯的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享有人道待遇的社会共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在我们的脑海里对于人的看法还存在双重标准，还认识不到在法律面前，每个人都应当平等地受到保护，那么教授一类的悲剧就还会上演！

陈明峰先生于发表《沃森真的“咎由自取”吗？》，对驳邵建先生的拙作提出了不同意见，涉及对言论自由和平等的理解，以及沃森究竟是否属于咎由自取等重大问题，似可再议，故不揣愚陋，以就教于方家----

陈明峰先生质疑平等是否高于其他价值：“《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的宣言，在11年后的《美国宪法》中也重又隐而不见了。难道我们可以说，在平等主导人类价值世界之前的千万年里，人类社会的价值体系就没有基础了吗？”

《独立宣言》的“人人生而平等”注定了解放黑奴的枪声早晚都要打响，而且为最终确立黑人和少数族裔权利的《美国宪法》第13、第14修正案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如果说正义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自由，对于那些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浴血奋战的黑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欺骗。

“在平等主导人类价值世界之前的千万年里”， 人类社会的价值体系就是围绕着追求平等、自由而展开：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50年古埃及爆发的奴隶大起义，从“不患寡，患不均”到“天赋人权”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出现，人类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洒满了奋斗和牺牲的血泪。1948年联合国以罕见的零票反对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庄严宣告：“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有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

陈明峰先生认为平等是“人类社会一切价值观赖以形成的基础”言过其实，是因为他忽略了一切价值内在的逻辑关系。人权、自由、民主、宪政能够获得最广泛的响应，成为普世价值，就在于“人人生而平等”具有强大的动力与广泛的合法性基础和来源，足以号召大多数人形成巨大的凝聚力和无比的穿透力，摧毁看似不可撼动的封建奴隶制度。

平等与自由的关系，在国际主流学界尚有不少争议，但焦点是如何保证在在法律的意义上平等地保护每一个人，而又不伤害社会的活力，并非质疑平等是否属于价值的基础。难以想像，如果不以平等为号召，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人为推翻专制和改变一些不合理的政策而流血牺牲。

且不谈主流科学家已从科学的角度驳斥了沃森的谬论，沃森所谓的言论自由，本就是陈明峰先生对自由的极大误解。言论自由并非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在公共场合除了不能在剧院里大喊“失火了”，贬损、侮辱他人的人格尊严也不被允许。因为自由的边界是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以言论自由的名义胡说八道而又不受惩罚是不可想象的。

人们早已认识到种族歧视是对人类尊严的凌辱，成为历史上无数腥风血雨的罪魁祸首。1963年《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宣告要消除世界上一切种族歧视。联合国大会1966年通过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规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禁止一切种族歧视，凡传播种族优越或仇恨思想，煽动种族歧视，概为犯罪应依法惩处。

假设任由荒诞不经的“白人比黑人聪明”的论调泛滥，那么，曼德拉这样杰出的政治领袖不但是时代的错误，而且是南非的悲剧，因为，一个白人显然会比他做得更为出色；2005年被《时代》周刊誉为“女科学家们的最高典范”的黑人女科学家Shirley Ann Jackson，今年又荣获第27届万尼瓦尔•布什奖。她1973年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是历史上第一位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并且是美国教育界、学术界和工程技术界享有盛名的RPI大学的校长。这些事实和主流科学家们在基因研究方面得出的判断一样，是对沃森的歧视言论最有力的回击。

我想再强调一次：做为一个大科学家，沃森不负责任的言论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陈述不为学界所认可，或这种言论简单地“令人不快”，而是它直接冒犯了人类一切价值观耐以形成的基础：人人生而平等。

陈明峰先生说：“重要的不是人群之间的差异，而是我们对待这种差异的态度。”

就这个问题而言，重要的是，无论科学家或普通人，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必然会出现差异，沃森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更为重要的是，对以言论自由或科学的名义冒犯人类尊严的行为，要保持足够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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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里的鲁肃，家富于财，性好施与。周瑜将数百人故过候肃，并求军粮。肃家有两囷米，各三千斛。肃乃指一囷与周瑜----

如此慷慨，却算不得名士。所谓名士，跟权力理所当然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绝不会趋炎附势，天然一股风流态度：

肯尼迪总统在白宫宴请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包括梦露在内的演艺界名流。当时，正在自己的农庄里锄草的意识流小说大师福克纳，给总统回信说：

“为了吃饭去白宫实在太远了。我年迈体衰，不能长途跋涉去和陌生人一起吃饭。”

名士总是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如陈独秀，堪称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这个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共创始人被开除党籍之后，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当时，“《世界日报》刊登一幅漫画：主人公是受尽皮肉之苦的陈独秀----共产党一拳把他打伤 ，国民党两拳把他打昏。”

陈独秀在南京模范监狱与女友潘兰珍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

"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

1937年，陈独秀提前出狱，胡适、张伯苓、周佛海、傅斯年等名流为其接风洗尘。酒过三巡，周佛海请陈独秀到国防参议会挂个名，可保后半生衣食无忧，静下心来研究学问-----陈独秀的北大学生、时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骅也禀承蒋介石的旨意，动员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均遭陈独秀严词拒绝：

“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有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想拿我装点门面， 真是异想天开！”

“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刘伶、阮籍一干魏晋名士出于对现实的绝望和束缚人类自由性灵的礼教的痛恨，无不痛饮美酒、狂放不羁，向天地间发出大写的人的怒吼：

“礼岂为我辈设哉！”

时代的发展，名士的要求愈高，真性情、恃才傲物未变，但个人精神的自由和解放却必须面对“他人不得自由即我不得自由”的考问。“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成为知识分子的主流，亦即萨特的“介入”：用哲学、文学、演讲、声明等一切手段介入现实，强烈地干预现实。

1930年2月13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鲁迅为第一发起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秘报国民党中央，经核准以"堕落文人"为名通缉鲁迅，且上了暗杀名单。

抗战前夕，鲁迅肺结核转剧，蒋介石要国民党宣传部出钱帮鲁迅去日本养病：“我是浙江人，知道浙江人的脾气 是吃软不吃硬。送他去日本养病，他就不会骂人了。”又让北大校长蒋梦麟去看望鲁迅，但鲁迅仍不愿赴日看病。

按照毛泽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思路，鲁迅当然是重点统战对象。但鲁迅对冯雪峰笑言：“你们胜利了，我第一个逃跑。”时任中共宣传部长的李立三要求鲁迅用实名批评蒋介石，也遭到鲁迅明确、坦荡的拒绝。

鲁迅先生绝不会料到，坚持独立立场的他，著作在威权时代的台湾居然成为禁书，而毛泽东却把他捧上了天。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时下对和谐社会的狭隘、片面的理解，令先前不少奉鲁迅为精神导师、嗅觉异常灵敏的庸俗文人，纷纷反戈一击，从思想、艺术乃至私生活全面妖魔化鲁迅。

先生何辜？傲骨嶙峋的民族精魂，生前为小人所苦，生后又遭鼠辈差派，但这一切却无损先生的名士风范。

一些人津津乐道名士的私生活，私生活重要吗？对于名士个人来说固然重要，与其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相比，又显得无足轻重。

都说萨特风流，是否萨特果真那么“唐璜”？其密友透露并非如此。名士为什么拼命要向世界表明自己某个方面的“强”？或许还是虚荣心作怪吧。心理补偿面前，人人平等。研究者发现，身材矮小的萨特经常会在英俊的加缪面前显摆他对女性毫不在意的态度，以某种优越感来掩饰内心深处的自卑。

海明威更是要以酗酒、打猎、斗牛等激烈运动来维持自己的猛男形象，甚至不惜沾胸毛以示性感、威猛。事实上，他在二战（也许是一战，《太阳照常升起》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质）之后就阳痿了。在创作力下降和一系列的特立独行都有可能成为笑柄、以及病痛的折磨下，这个总是让世人大吃一惊的酷哥用心爱的猎枪轰掉了自己的脑袋，履行了自己“人可以被毁灭，但你就是打不败他”的人生誓言。

 一定要说不同之处，也许，就是他们内心的骄傲----这种骄傲与他们巨大的名声无关，他们宁愿对这种名声表现出某种程度的鄙夷来显示他们的骄傲。

也许，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名士的传奇人生和他们对人类苦难以及人性的深刻同情与解析，他们追求自由、正义和人的尊严的努力具有的现实意味和巨大的感召力，足以光耀千秋。

大漠沙兔总是怀疑敌人会从洞口上冲进来将自己吃掉，每做一个窝，最少也要挖9个以上的出口供自己逃生。冬天一来，洞穴便成了刺骨的风道和沙漠中最冷的冰窖。大风天气，一夜之间，它便会被冻死在自己的窝里。上苍对天下的生灵是平等公正的，一直都在惩罚多疑的物种，无论你是哪一种生灵，过分的猜疑和恐惧只会使你过多地失去（参见《动物的多疑》）。

大漠沙兔的悲剧对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均不无裨益：自上而下的恐惧心理，令统治者独尊儒术、施行科举，以愚民教化为主，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而洋洋自得；读书人十年寒窗图破壁，“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最大的牢骚不过是因无缘进入体制为皇上效忠，而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的呼吁，缺乏独立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和气节。

试想，没有追求真理的勇气，怎么可能诞生科学和现代政治文明？

历史原因，加上“引蛇出洞”的反右和登峰造极的文革，加剧了中国读书人对权力深层次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的气氛自始皇帝焚书坑儒就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儒家终于从“君君臣臣”进化到了“君为臣纲”，强权即真理。在这种可怕的恐惧氛围里，读书人终于百炼成墙头草，在明清、北洋、民国、汪伪等不同政体都能如鱼得水。

除了命运多舛的废帝溥仪，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末代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死于非命。天灾人祸一旦激化社会矛盾，愚民政策最大的负面效应即开始显现。中国每次农民大起义无不是到了“易子相食”，根本活不下去的地步。周而复始，不停地陷入更换奴隶主的内乱，唯一延续下来的就是愚民政策。西方的炮火终于敲开了一味鱼肉臣民的晚清的国门，儒家培养出的吴三桂、曾国藩、李鸿章一类的人物，屠杀同胞是一流高手，遇到“膝盖不会弯曲”的洋人可就不中用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群众，尤其是革命群众，是一个令大陆知识分子垂涎三尺的名词。有了“群众”这件天然正确、光明磊落的政治外套，至少意味着拥有免于被打倒的恐惧，和怎样打倒别人的思量。反右的疯狂为文革清除了来自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华---知识分子----的反对声，群众分辨不清毛泽东是为了权力斗争，还是真的要他们去打倒当权派，但建国17年以来累积的不满，却似乎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渠道。文革将中国传统的愚民、反智主义和群众暴力发挥到了极致，国家的经济文化面临全面破产。

群众的眼睛并不总是雪亮的。没有受过良好的人权、自由、民主教育和相关文化传统熏陶的群众，不可能有更高层次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需求，在很多情况下仅仅根据自身的衣食住行来做出判断。他们无法意识到精神上的需求得到保证，物质生活才能更好更有效地得到保证。

从现代意义上来说，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已经属于珍稀动物：

假左派伪装成群众的代言人，对过去特权的怀恋包裹了一层为民呐喊的外衣，试图用反腐败构建计划经济和集权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假右派更是以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名词，和反左就占据改革和道德制高点的傲慢，堂而皇之地为既得利益者充当吹鼓手，竭力将改革产生的弊端和不当得利道德化、合法化。假右派的真正用心不过是巴结权贵，“为富人说话”以期分得一些残茶剩饭。

而“珍稀动物”们，既为穷人说话、又为穷人办事的贺卫方、刘军宁、沙叶新等人却没有足够的话语平台。这是多么可悲的现实。

我一听那些弱智的爱国歌曲就要呕吐，“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且不说这些歌曲没把少数民族放在眼里，大汉族主义浓郁得让人反胃，都21世纪了，还在妄想靠皮肤和头发的颜色来形成国家、族群的认同和凝聚力，而不是靠不分地域、民族的公民社会，建立在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基础上的国家认同。

无所谓绝望和希望，一个人活着理应对自由抱有坚强的信念。一想到中国终有一天也能象美国一样树立宪政的绝对权威，十几亿人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我就颤抖不已。

大漠沙兔最深刻的启示在于：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优秀的民族，对勇气这种美德的鼓励，不但应是文化的，还至少应是制度的。

斗转星移，群众现在意味着沉默，精英成了“精乌龟”，以其优异表现成为网民嘲讽的对象。在这个庸俗得只知道歌舞升平、涂脂抹粉或犬儒盛行的时代，群众越来越成为“精乌龟”的挡箭牌和政治正确的摆设与道具。

在缺少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渺小，但心智正常、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少来代表我，少拿我当群众。